除了保护少数民族外，第三章还对地区不平衡问题进行回应，规定联邦和各省议会应该尽力缩小地区差距，为了加拿大人的幸福提供均等的机会……以减少机会悬殊……并为全体加拿大人提供质量合理的基本的公共服务事业。
就民族国家整体而言，我们已经既没有雅典，也没有日内瓦[11]了。卢梭对此批评到：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
参与依赖于不同的决策体制可以区分为权力型参与和权利型参与，前者指向公众集体决策，后者指向代表或国家机构决策。因为民主是可分的，因为划分之后的不同的民主场合，公众的权力/权利配置是不同的，所以公众的责任、角色与结果期待也将不同。要使参与式民主保持可持续性，就必须同时关注民主决策的理性化和民主参与的社会建构性。协商原则表现权力共同体决策的过程特征，无论决策体制是代表决策还是公众决策，协商原则都将证明决策之前的一个丰富、理性的公共协商过程是必要的。分层民主笔者这里的分层民主概念来自上文介绍的密尔的理论。
[17]卢梭在这里讲了两个基本意思：一是代议民主并非真实的民主。传统的行政与司法过程遵循的是法治原则，但是两者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30]参见刘飞：《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可为实现司法独立之首要步骤—从德国行政法院之独立性谈起》，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美国的制宪者们，在继承洛克和孟德斯鸠分权与制衡理论精髓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行政法庭对行政争端有普遍管辖权，凡不由其他行政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都由它们管辖。要一改传统上行政审判合议庭审而不判、合而不议，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判委员会审判分离的现象，放权、还权于合议庭，使合议庭集审、判于一身。针对目前实行是法院独立审判而不是法官独立审判，强调对个体法官的控制和管理的现状，我们要在宪法、行政诉讼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确立行政法官的独立地位。
如党委对案件的调阅、书记对案件的批示、政法委对案件的协调、党组对案件的讨论等事实比比皆是，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38]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分权原则应用于法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就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因此不能审理由于行政事项而发生的诉讼。[27]参见前注[18]，应松年、袁曙宏主编书，第92页。[6][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37]参见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
【摘要】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主管机关分别代表了普通法院模式和行政法院模式。同时，为保障法国行政法院法官的独立，避免外界压力，最高行政法院成员的晋升采用年资制，其地位的升降不受长官喜恶的影响。如法国，行政法院建立的法理基础之一就是公法与私法相区分的概念。宋智敏，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39]因此，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经费划拨方式应朝着既适合国情，又有利于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方向发展。[39]参见宋智敏：《行政审判体制困境的对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947年颁布的《王权诉讼法》推翻了国王不能为非原则，明确规定国王（国家）对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两种最早的行政法律制度以不同的历史条件为背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然而殊途同归。
[40][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6页。1．行政诉讼主管机关在人事体制上应体现独立性和统一性。法国的行政法院虽然数目繁多、种类繁杂，在组织、职权、程序和重要性上也异彩纷呈，但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一方面行政法院是一个审判机关。（三）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人员需顺应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发展趋势西方行政诉讼主管机关发展的经验表明，行政法官独立性的保持，是获得社会公众信赖的前提。[32]在我国，设置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目的根源于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和作用。（一）设置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目的需定位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耶林曾经认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根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
在大陆法系，法国成立行政法院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避免司法权干涉行政权，以维护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另一方面，行政行为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正如奥当在《行政诉讼》-书中所言：法国人认为行政管理和司法、医学一样，是一门高度专业性的艺术。据该法第95条第1款规定，德国于1952年9月在柏林设置了联邦行政法院，且行政法院不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司法审判机关，所有法院（包括基层法院）都行使审判权，行政法院的法官在独立性上与普通法院的法官不再有任何区别。
最初性质多样，绝大多数是行政系统内的司法机构，经过不断的改革，绝大多数已经完成司法化的过程，并纳入到了统一的行政裁判所服务体系内，这一趋势使其距离行政法院越来越近。[41]参见王勇飞、王启富：《中国法理纵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其次，应健全行政法官的遴选程序。[25]如著名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就是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根据法律安定性原则和民法的诚信原则推论而确定的。其主要观点有保护说、监督说、双重目的说、三重目的说、依法行政说等。[37]因此，为了避免司法权受制于地方，我国司法人员的任免必须实行全国统一的模式，从而增强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责任心。
在独立性上，我国的司法管辖区与地方行政区合二为一，人、财、物又都依附于地方，受制于地方，行政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很难保证司法的天平不因金钱的砝码而失去正义的平衡。任何时候都需要相互理解，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公开民主的最重要的因素。
正如罗豪才先生所言：维护公共利益是当今的现实需要，但行政法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则是其永恒的主题。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法院。
自此，现代意义的英国行政诉讼制度得以确立。上诉行政法院没有初审管辖权，而只有上诉管辖权，对于地方行政法庭、行政争议庭的上诉案件，除由最高行政法院管辖外，都由上诉行政法院管辖。
[19][苏]斯·弗·鲍鲍托夫、德·伊·瓦西里耶夫：《法国模式的法治国家》，载《法学译丛》1991年第1期。在理念上，由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淡化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控功能。最高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权限，以法律所规定者为限，成为特定权限的法院。法国行政法院的建立，乃是基于大革命时期他们对三权分立学说的理解和对司法机关的普遍看法。
在分权和制衡的原则下，法院享有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权，从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法第13条规定：司法权今后将与行政权分离，普通法官不得以任何行为干扰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亦不得因其职务上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
1949年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解决了行政法院在国家行政及司法体系中悬而未决的地位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改革党与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关系配置。
星座法院与国王关系密切，只秉承国王的意志办事，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滥施镇压，对公民的权利自由任意侵犯，因而受到人民的仇视。[10]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既来自思想家们对三权分立学说的完美实践，又来自英国普通法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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